疫情下的中国与世界有三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长久以来传统的中国命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就同该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构成了研究中国的底色。中国与世界是何种关系？中国与世界如何互动？它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经久不断、常议常新。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世界性命题。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影响着世界经济走向和国际格局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密不可分，成为了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构成了全球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变量。

第二，在全球出现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新冠疫情为变局增添了新的变量，使其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深刻、更加激烈。疫情不仅引领着当下经济表现及政策安排，也影响着未来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轨道，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将疫情纳入视野，从经济社会发展范式变动角度加以讨论，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经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底层逻辑，经济关系的变化会引起其他国际关系的变化。疫情影响的并不全然是经济，经济问题仅仅是理解世界问题的一个线索。疫情引领了经济变化，经济变化诱导了其他变化，理解经济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洞察国际关系和世界变化。

一、对疫情的经济学理解

2020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历史性衰退，是继1933年经济大危机后最大的一次衰退。衰退源于疫情，如何理解疫情成为核心问题。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危机，本次疫情引发的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涉及到人类的生存，是百年以来未曾遇到过的危机。疫情不仅从外部冲击着经济，而且内生于经济活动本身，已超出了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经济危机中找到答案线索。历史上确实曾发生过外部冲击导致的经济危机。例如自然灾害和地缘冲突。但是冲击通常是偶发的、一次性的，甚至是短暂的。当冲击过后，经济会回归正常轨道。与此相对应，国外的经济危机大多是内生矛盾引起的。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扩张跟不上生产的扩张，生产过剩就成为周期性现象。再如，在当代经济中，以杠杆伸缩为标志的金融周期也成为常态。而人类经过长期经济活动实践，已形成了控制办法，至少是找到了应对思路。前者表现为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代表的宏观调控，后者表现为以控制杠杆率为核心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然而，新冠疫情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危机，它伤害的是人。当人类遇到生存与毁灭问题，且当下迫在眉睫时，问题就发生了性质的变化。

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它有两层相辅相成的含义，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人是劳动力，是最活跃的基本生产要素，构成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从社会学角度观察，经济活动最终目标是为人服务的，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意义。而本次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伤害了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中最基本、最活跃的要素。当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不能自然进行时，不仅经济活动失去了基础条件，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丧失了意义。由此，使深藏于经济活动背后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意义走到了前台，不能把劳动力再生产视为一个只要给足薪酬就能生产的确定性自然过程，而是一个关乎生命的社会过程。换言之，只有加以干预、控制疫情，才能稳定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条件，才有经济活动的可能及意义。它改写了经济学的前提，以人为本、生命至上，这意味着抗疫不仅内生于经济活动，而且抗疫政策就是经济政策，由此诞生了新冠疫情经济学。

在疫情经济学下，我们考量问题就和过去不一样了。在疫苗和特效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物理性隔断依然是抗疫的重要手段。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疫苗反而变成了物理性隔断的辅助措施。然而，经济活动是需要互联互通的，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互联互通是世界规模的。于是，两者之间形成了悖论，这种社会性公共政策的成本就是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变成了抗疫政策的代价，由此产生了政策决策的艰难性。抗疫还是经济增长成为眼下必须要做的抉择，犹豫不决由此而生。犹豫不决不仅会导致抗疫政策执行困难，甚至会错失抗疫最好的窗口期。通常看来，疫情蔓延终究会影响经济，经济政策还是要服从于抗疫大局，成为从属性的政策安排，表现为疫情期间的经济政策方向就是对冲经济衰退，它构成了抗疫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手段就是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但是，第一个悖论导致了第二个悖论的产生。疫情尽管同时影响着经济的供需两端，而随着疫情的蔓延，供给端因停工停产而受到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需求端。传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需求侧改革，其手段是以总需求管理为目标的。这种需求管理政策是不能完全对冲因停工停产引发的供给端下降，其结果是宏观经济政策极度扩张，而经济衰退依然存在。一个新的悖论就产生了。在新的悖论下，人们发现抗疫经济政策不应仅仅着眼于短期总需求下降，更应关注长期供给能力的维持。换言之，传统宏观经济政策由此变为以抗疫为主的纾困解难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对弱势群体、基本民生行业和市场主体进行纾困，保留未来经济增长的种子，维持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这时传统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就变为以纾困为主的抗疫经济政策。

从疫情发展可看出，疫情是服从正态分布的，各国疫情发展的区别仅仅在于正态分布形状的不一致。从政策制订的角度讲，如果疫情服从正态分布，政策安排就可以随着这一正态分布的阶段变化而进行重心的调整。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抗疫。疫情初起时，不惜代价控制疫情是经济政策的重心；第二阶段是纾困，当疫情蔓延并走向高峰时，为了避免对经济社会的过分伤害，需要铺上安全垫，对弱势群体、民生行业和市场主体进行帮扶。纾困成为经济政策的重心；第三个阶段是重启，当疫情得到控制并基本平复后，重启成为经济政策的重心。重启既包括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恢复，也包括以规则为中心的制度重建。经济重启后宏观经济政策回归常态。需指出的是，政策逻辑是随着疫情的演变而演变的。这是因为疫情对经济表现起到边际引领作用，使经济政策基本处于被动应对地位，视疫情变化亦步亦趋，相应就会出现两种政策状态：一种是正常状态。如果疫情按照预期的正态分布发展，经济政策可按照前所述及的三个阶段进行安排。另一种是非正常状态，如果疫情持续得不到控制，超出人们预期，原先设计的政策工具箱开始见底。而一旦抗疫经济政策弹药耗尽，抗疫政策不再具有系统性，不再是整体、连续、协调的状态，而变成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不可捉摸状态。

综上，从抗疫整个逻辑来讲，缩短疫情的持续时间是保持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前提。